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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一九六二年冬，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，来到了兰考。

   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，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。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；片片内涝的洼窝里，结着青色的冰凌；白茫茫的盐碱地上，枯草在寒风中抖动。这一年，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，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，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，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。

    重重的困难，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，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，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。只要加强党的领导，就是有天大的艰难，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。焦裕禄同志说：“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，越是困难的地方，越能锻炼人。请组织上放心，不改变兰考的面貌，我决不离开这里。”

    第二天，当大家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，他已经深入到农机调查访问去了。他拜群众为师，虚心向群众学习。开座谈会，全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，寻找救灾办法。同时，焦裕禄同志教育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，深入到每家每户，了解情况，宣传政策，进行思想发动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。通过教育和发动，兰考人民明确了前进方向，振奋起抗灾自救的精神，坚定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决心，信心百倍地改变多灾多难的旧兰考。

    焦裕禄同志经常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，蹲在牛棚里，跟群众一起吃饭，一起劳动。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，在广大群众中间询问着、倾听着、观察着。他听到许多农民要求“翻身”、要求革命的呼声，看到许多村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对“三害”斗争的革命精神，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、治水、治碱的办法，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。群众的智慧，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。

    一九六四年春天，正当兰考人民同涝、沙、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，焦裕禄同志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。他开会、作报告，经常用右膝顶住肝部，不断用左手按住疼处。有时，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，一头顶住肝部。天长日久，他坐的藤椅，被顶出一个大窟窿，他从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里。他说：“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。你压住它，它就不欺侮你了。”组织上劝他住院治疗，他总是说：“工作忙，离不开。”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，开了药方，他嫌药贵，不肯买。他说：“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，花这么多钱买药，我能吃得下吗？”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，强让他服下了，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。可当他发现别的同志有了病时，却总是关心备至。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在乡下患病，焦裕禄几次打电话，要他回来休息。组织部一位同志患慢性疾病，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，要他安心疗养，财委一位同志患病，焦裕禄多次摧他到医院检查.......。焦裕禄同志想的总是别人，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。

    一九六四年三月。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到了严重关头，兰考人民除“三害”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。他心潮汹涌澎湃，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情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，他从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中，预见到兰考美好的未来。他满腔热情地坐在桌前，想动手写一篇题为，《兰考人民多奇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》的文章，他铺开稿纸，拟好了四个小题目：一、设想不等于现实。二、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，首先是领导班子思想的改变。领导思想不变，外地经验学不进，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。三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四、精神原子弹——物质变精神，精神变物质。文章只开了个头，肝病又严重发作了，病魔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，党组织决定送他到外地治疗。

    临行那一天，由于肝痛得厉害，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。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！一年多来，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，他已经跑遍一百二十多个。他把整个身心，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，兰考的除“三害”斗争。正象一个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，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，他从心底感到痛苦、内疚和不安。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，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，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！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，不久他就会回来的，在火车开动的前几分钟，他还在认真地布置工作，要县委的同志们抓好抗灾斗争。

   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，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，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，县委书记的榜样，人民群众的贴心人——焦裕禄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、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，与世长辞了。终年四十二岁！他死后，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：一本是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一本是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。

    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，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，念念不忘党的工作，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。

文字来源：共产党员网 节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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